本月一日起，中国再次上调出口退税率，既是三个月来的第二次调整，也是一九九九年以来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涉及面最广的一次。“减顺差是商务部门头等大事”言犹在耳，外贸政策已数次回调，对此，商务部贸研院副研究员梅新育接受本社记者专访时认为，在全球经济下滑累及中国出口之际，通过政策回调保出口适度增长有其必要，但中国外贸的根本出路在转型，高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也难乎为继。

　　发端于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已伤及“中国制造”。今年首三季，如果剔除汇率、出口价格上涨等因素，中国实际出口增长已下滑至个位数；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去年同期下降八点九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同比下降一点二个百分点。“中国第一展”广交会上，参展商远多于采购商，玩具、机电、服装等传统大项的成交均出现下降，而广东已有近三千家玩具出口企业步入“休眠”，今年未有出口记录。

　　梅新育认为，中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在所有大国中最高，在当前不利的内外情势下，保出口以保经济、保就业，确有必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吸纳了数以千万计的劳动力，其生产厂商却普遍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若大面积倒闭，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安定或造成重大冲击。

　　但他同时表示，从长远看，转型才是中国外贸的根本出路，而中国经济增长也应选择内外需更加平衡的新路径。

　　长期的重商主义导致了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需，尤其是美欧等市场。在过去三十年间，这一增长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外贸增速高于GDP增速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一大特点。但是次金融危机却让这种模式的脆弱性和不可控性更为清楚地显现。当前美国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仍在不断加深，出口企业不仅要面对订单锐减的现实，随着部分国家和地区信用恶化，未来还将遭遇更多的履约风险和支付风险。

　　在次贷危机已经发展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全球最严重经济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梅新育说，为了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提升自己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中国需要降低对美欧市场的过度依赖，同时需要逐步调整、转换自己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更多地发挥商品吸纳中心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商品制造和出口者。

　　梅新育强调，高度依赖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难乎为继，中国必须更多地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但假如没有其他政策配套，过多地强化出口激励措施，固然可救一时之急，对中国推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却是不利的，“我们不可为了短期目标而留下长期后患”。实际上，从出口退税率第一次回调到此次广交会上，已经有不少海外客商以中国提高出口退税率为由压价。

　　在这位专家看来，高度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也蕴藏着与中国经济发展基本目标背道而驰的矛盾。他说，经济发展的目标本来是提高本国国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高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内在地要求最大限度地压低本国国民的收入，以便增强本国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

　　对于转型，梅新育认为，包涵两个层次：一为贸易本身的转型升级；二为是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内需而不是外需拉动。

　　就第一个层次而言，除了政策救助，更需要的是帮助企业在新兴市场、在流通和品牌环节、在进口业务、在内销市场等方面开辟新天地，提高出口效益，避免出口激励措施升级导致国际收支顺差增长失控，同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就第二个层次而言，梅新育认为，具体途径有“分子对策”和“分母对策”两种。前者是让出口减少，后者是推动内需增长更快于外需增长，而“我们更倾向选择的毫无疑问是分母对策”。

　　转型是痛苦的，甚至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努力多年，但进展并不如人意的主因。梅新育认为，金融危机或为中国经济转型创造了良机，“在贸易伙伴经济景气之际，推动经济增长转型多半会沦为徒劳，只有在外部危机的压力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才能实现”。